记得十余年前，笔者在翻译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1936－）所著的作家传记《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故事》（1971年西文版，《世界文学》1988年第4期中译）时，对巴尔加斯为当时声名尚不显赫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立传而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对他考察细致、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以及新颖独特的评判眼光，深感钦佩。
据说，巴尔加斯已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失和，这真是拉美文坛一大憾事。不过，30年前，年青有为且颇负盛名的巴尔加斯（他是摘取拉美文学最高奖加列戈斯奖的第一人）却为“才露尖尖角”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立传，写下了约合中文近40万言厚厚实实的一本书，并推崇传主为“世界性的作家”、“拉丁美洲的弑神者”，这也未尝不能视为世界文坛一大佳话。
笔者孤陋寡闻，一个伟大的作家为另一个同样伟大的作家作传，在世界文学史上，虽然不能肯定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巴尔加斯却这么做了。1993年5月，笔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巴尔加斯时，把载有该评传的一本《世界文学》赠送作家，同时也表述了自己的崇敬之情。我说我们特别欣赏拉美作家这种互相提携的拉丁美洲整体意识。巴尔加斯平和地笑笑，口气全然不如媒体所渲染的那么火爆。他倒是谦逊地说：“加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加夫列尔的昵称）比我写得好，这并不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常常感叹，甚至在军艺、鲁艺讲课时也说过，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也学学巴尔加斯，比方说，我们的王蒙肯替莫言立传，或者说，贾平凹愿为邱华栋呐喊吗？而且耗费数年的时间？巴尔加斯当然还是一位学养很深的学者。他这部传记除了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翔实的背景材料之外，令我惊诧和佩服的，还有他亲自编纂的注解。这些注解，短则合中文十余字、数十字，长则数百字，甚至千余字。这令读者感到，作者虽笔走龙蛇，但小至一个地名或者一个人名，大至一件史实，或者一个结论，均有相当明白的交待。归根结蒂一句话：言必有据。正是因为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这部成书于数十年以前的评传，直到今天还为后人所称道。《回归本源》的作者萨尔迪瓦尔（1951－）就如是说：“……时至今日，在把握和分析难以捉摸的文学奥秘方面，它（指巴尔加斯著的评传——笔者）依然是不可超越的……”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正如一切伟大的作品总难免留下微瑕一样，由于时间、环境、条件的局限，这部仍然闪烁智慧光芒的评传，自然也难免失之简略，失之史料尚不够确凿，留下些许遗憾。
中国谚云：长江后浪推前浪。笔者素信后来居上：否则，历史的进步又何从谈起？1998年春，我在马德里读到了另一部厚厚实实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记，这就是如今呈献在中国读者面前，由卞双成、胡真才两位先生认真执译的《回归本源》。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名不见经传，我不曾听说过；但拜读之余，不禁肃然起敬。
巴尔加斯是20世纪60年代崛起的拉美文学爆炸的主帅之一，他的主要文学成就自然表现在小说创作方面；但他这部评传仍然令人高山仰止，难以企及。若论纵横笔墨，恣肆汪洋，恐常人不能逾越。但萨尔迪瓦尔从加西亚·马尔克斯身上汲取到足够的勇气，因为他的这位同胞导师说过：对于一切先辈大师，他敬重、学习、借鉴，甚至模仿，但更敢于超越。
我发现，凭着这股勇气，萨尔迪瓦尔显然熟读了巴尔加斯写的评传，然后避其锋芒，在其不足之处狠下功夫，扬自己作为传记专业作家之所长，而一举成功。
萨尔迪瓦尔充分发挥他作为哥伦比亚人的优势，为核证种种史实，他遍访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以及作家的母亲、弟弟妹妹、亲友、师长、同学，遍访了作家出生的宅院、学校、居住过的城镇、工作过的地点，甚至他外祖父母原先居住的省份。萨尔迪瓦尔充分利用了加西亚的好友或同事提供的丰富而可靠的材料，以澄清有关作家种种不确或错误的说法。例如，有关作家的生年，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萨尔迪瓦尔经过多次周密的调查研究以及对有关档案的科学分析，才从容下笔，定为1927年。他还充分阅读和比较了拉美各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撰写的有关加西亚的种种回忆录、传记、专著或记叙文章，他从这些水平参差不齐的资料里，去芜存精，去伪留真，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营养。
萨尔迪瓦尔之所以这么不辞辛苦，是因为他像他的前辈巴尔加斯一样，目的也只有一个：言必有据，而且力争言之更为扎实、更为可靠、更为确凿。他写下的每一个字词，每一行句子，每一个段落，都要对传主负责，对真实的历史负责，对国家的声誉负责，对读者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或许可以放胆地说，这部传记在下苦功方面，已经超过了巴尔加斯的那部评传，而且已经“使他的同行们相形见绌”，笔者以为，其中当然也包括他的中国同行。至于行文及笔法，则见仁见智，或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难分伯仲。笔者以为，做学问，搞研究，最重要的莫过于言必有据，而且也必须提倡言必有据，特别是在学术心态浮躁的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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